潜心积虑以求精微

　　（二）《雅述》，是王廷相为了抵制佛老和批判宋儒理学的缺陷以求恢复《六经》“中正谆雅之道”而写的。该书也是他“积久成卷”的，非写于一时，内容大多是笔记式的心得，各段之间互不关联，上下篇也没有各自的中心论题，但从通体来看，其理论体系是清楚的，可以作为《慎言》的姊妹篇，在教育理论方面有关知行关系问题上有新颖独到的见解。

　　在《雅述》中，以“元气即道体”和“气有变化是道有变化”的观点，批驳了宋儒的“天地间万形皆有敝，唯理不朽”的思想，提出了“理因时致宜”的命题。“理因时致宜”的观点认为，事物与世道总是在发展与变化的，理在事中，故认识理，必须依据事物本身，而悬空意想有一个所谓千古不变的“天理”永远存在并决定着世上万事万物变化，并且脱离对事物的考察检证，去教育人们悬空冥思所谓的“天理”，是极其荒谬的。《雅述》指出：人的认识能力是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它属于人的精神部分，但有了认识能力必有“在外之资”的见闻及认识对象。“物理不见不闻，虽圣哲亦不能索而知之。使婴儿孩提之时，即闭之幽室，不接物焉，长而出之，则日用之物不能辨矣。……夫神性虽灵，必藉见闻思虑而知；积知之久，以类贯通，而上天下地，入于至细至精而无不达矣”。由此观点，《雅述》批判了理学家的先验的“德性之知”命题，指出只有通过接触事物，广博见闻和积虑思考，才能认识事物之理，而宋明理学家提出“思虑见闻为知，不足为知之至”，故别出心裁地提出“德性之知”，即先天所具有的对封建纲常伦理道德的认识能力和获得了“天理”，实属无藉之谈。《雅述》以婴儿的生长发育过程所获得的认识能力与知识为例，否定了人具有“德性之知”的说法。以为小孩降生后有视听等感觉本能外，其余的所有知识都是因为受教育，亲自接触人与事物，或因为在行动中受到各种挫折而吸取教训，或因思考与怀疑而求其通达等来获得的，至于道德伦理知识也不例外，都是后天习得的。如果将婴儿出生后交给他人养育，待其长大之后只知道养他的人，对他们有感情，而对不认识的亲生父母则视之如路人，可以侮詈，哪里知道什么亲近孝顺？所以说，先天的“德性之知”是根本不存在的。“近世儒者务为好高之论，别出德性之知以为知之至，而浅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知为不足，而不知圣人虽生知，推性善、近道二者而已，其因习、因悟、因过、因疑之知，与人大同，况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得学而后知哉？”虽然在否定先验论方面，《雅述》尚不彻底，未敢否认“圣人生知”，但在理论上对“德性之知”作了无情的批判。

　　由对“德性之知”的批判与否定，《雅述》提出了有关人事、政治、经济等“实学”教育内容看法。说：“儒者贵识义理，贵识治要。识义理，则父子看君臣之道不亏；识治要，则兴衰成败次之机不迷”。儒者“若不于义理、德性、人事，著实处养之，亦徒然无益于学矣”。《雅述》所倡导的“实学”是针对宋明理学家崇尚空谈义理而讲的。说：“古人有身教焉，今人惟恃言语而已矣，学者安望其有得!近世复有以清心、静坐、解悟教人者，求诸义理、德性、人事之实，则茫然不达，此又言语之不知也。”学校教育应当培养治国治世人才，故教育内容要从根本变革，即从空谈义理性命转折到实际政治、经济和人事上来，“学校之礼乐”，官府之刑法，皆圣人修道之具也”，道德修养只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不可轻忽，然而实际从政办事能力更为重要，学校教育应当重视。

　　《雅述》对实学教育的提倡，同时也认识到科举取士之法变革的必要。它肯定西周时期以德行与道艺养贤取士的作法，以为汉代的察举只重视了德行而轻忽了道艺，故所取之士“虽纯行”而“无推行政事之才”。至于“今之选举，不问人品、德行何如，徒以文章合格而举之，无怪乎其入仕之狼狈也。”有鉴如此，王廷相主在科举取士法之上再加以铨举法，对入仕者再由上司根据他们的德行才艺进行考察，选其优秀者分别出贤良、孝廉、政事等，以此来促进入仕官吏加强道德修养和实政能力的培养。这种改良科举和提高官吏素养的主张，是其“实学”教育观的反映。总体说来，王廷相在《雅述》中的“实学”思想有其进步性，亦有局限性，其主要贡献在于提倡了有别于宋明理学家空谈心性义理的重实德实行的学风，这在当时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